哪个时期是一个人理性思维建立形成,开始探索生命的意义的时?_百度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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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0-24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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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0-30 12:17
战国学术自有其特定的诸多因素，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理性思维的彰显。西周时期便已孕育出理性思维，周公制礼作乐，并发展出“天命有德”的思想，无疑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理性精神。至春秋战国时期，时人逐渐从鬼神信仰中脱离出来，理性思维愈发成熟，帛书《易传》不重占筮而重义理就是最好的体现。伴随着战国时代的秩序重建和道德重构，诸子逐渐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帛书《缪和》篇“凡天之道，一阴一阳”章，既有对自然天道的观察，又有对历史人物困达之转化的解释，充分体现了战国时人对自然、社会现象的理性思考。以易学为例，战国时期易学理性精神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的觉醒，战国易学不再讲占筮，而是注重德义，强调吉凶由人；二是阴阳五行学说发展成熟，并以之替代鬼神信仰，解释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三是随着天文学知识的发展，自然天道观兴起；四是政治思想由理想化的王道政治转向以现实为根据的霸道政治。
人的觉醒
人的觉醒，在易学上的表现是从求神问卦转变为吉凶由人。从出土的大量甲骨文可以发现，殷商时期，龟卜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流预测形式，凡有大事必龟卜，如战争、祭祀、求雨等事。周人以后，龟卜与占筮共同构成国家预测的方式。从春秋时期的穆姜以至孔子，占筮虽继续流行，但已显示出以德解《易》的趋向，相关筮例在《左传》《国语》中有很多。此可以称为“德占”，即不再完全依靠占卦来断定吉凶，而是更多考虑人的德行因素。《左传·襄公九年》记载，穆姜占筮得艮之随，史官认为要赶紧出奔，穆姜却认为虽然随卦卦辞是吉利的，但是只有具备“元亨利贞”四德的人才配享此吉兆，自己参与动乱，于德有失，即使占得此吉卦，也难逃惩罚。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不烦卜筮”的思想倾向，主张遇事应先以心志判断，而非求助卜筮。《左传·哀公十八年》记载，巴人伐楚，按例楚国应当卜帅，即由占卜决定谁帅军出战，但楚惠王说公孙宁向来“如志”，就由他帅师，不必卜问了。其中提到“圣人不烦卜筮”，应是当时普遍的思想认知。
春秋时期虽然逐渐开始注重人的德行，但仍需借助卜筮这个工具。至战国时期，则不再依靠卜筮，完全从人的德行方面出发判断吉凶。在战国时期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很少见到卜筮活动，《荀子》云：“善为《易》者不占”，正是对此趋势的反映。战国易学不再讲占筮，而是以德义为主，实现了以人为先。时人认为，趋吉避凶的关键不在神意而在仁义，孔子在《要》篇中明确提出“观其德义”，其云：“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这是最具理性精神的体现。
阴阳五行学说发展成熟
就目前所见战国时期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来看，鲜见卜筮之事，这表明卜筮在战国时期基本失去主流市场。那么，在卜筮基本退出国家政治生活舞台之后，统治者是用什么思想理论来代之解释宇宙世界与人类社会呢曰：阴阳五行学说。帛书《易传》喜言阴阳、四时、五行，不言卜筮，反映出时人已对占卜那一套建立于鬼神信仰之上的预测系统产生怀疑，不再将对世界的理解建立在卜筮之上，转而用阴阳五行观念构建出一套解释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系统模式。阴阳五行思想在根本上是对自然本原、性质的认识，其中阴阳是二律对转，五行是一种循环论，这一点在春秋战国之际已被凸显出来。
虽然阴阳概念起源很早，但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才演化为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概念，最关键的一步是与《易》的结合。《易传》中的“阴阳”彰显出其被抽象概括的全过程。在那里，“阴阳”逐渐成为天地之中一切对立相反事物的代名词，如昼夜、白黑、前后、左右、冷热、上下等，都可用阴阳的二元对立来解释，进而阴阳成为最根本的宇宙法则。“五行”说起源也很早，有诸多意义，《左传》称之为“五材”，即五种材质；《尚书·洪范》中有“金木水火土”五行；郭店简《五行》篇则称“仁义礼智圣”为五行。五行的起源应与先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有关，或仰观在天之日月星辰，或俯察在地之农业生产。战国时期，《管子·四时》《礼记·月令》中出现了五行相生的思想，并且开始与阴阳结合，至邹衍之时，彻底将阴阳五行贯通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解释宇宙世界的自然哲学体系。可以说，战国的思想世界，根本上是由阴阳与五行架构起来的，阴阳五行说作为一种人为建构之理论，彼时被普遍用来解释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至此，阴阳五行成为中国学术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范畴。
自然天道观兴起
战国时期学术主要有两类对象，一是人，二是自然，而理解天地自然是理解人的前提。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天命神学思想被消解后，代之而起的是自然天道观，天的自然义被凸显。不同于春秋时期“神本信仰”与“人本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战国时期对于“天”的自然主义解释越来越普遍，强调宇宙的整体感和秩序感，而这与当时天文学的发展有关。
我们所说的理性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天地缘起及人类起源问题进行思考，孔子晚年喜《易》，正是出于对这方面问题进行思考的需要。而《易传》对天地以及人类起源的看法，无疑最具有理性内涵，如《序卦》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又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此即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置于天地起源之后，先有天地，然后才有人类社会之男女、夫妇、夫子、君臣、礼义等。另外，据传八卦来源于伏羲对天地的俯仰观察，《系辞上》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见，《周易》之起源得益于圣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模拟，这反映了战国时期普遍的思想状况。
其他先秦典籍中也多有关于天道的自然主义理解，如《左传》庄公四年“盈而荡，天之道也”，《左传》哀公十一年“盈必毁，天之道也”，《国语·越语下》记载“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又云“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对天道运行的客观规律作出了比较完整的概括。这种天道观与帛书《缪和》的天道观比较接近。《缪和》篇云“凡天之道，一阴一阳，一短一长，一晦一明”，体现的是对阴阳、日月、昼夜转化规律的观察。“一阴一阳”即“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强调阴阳之间的互转；“一短一长”即“日困而还”，意为昼夜之间的互转；“一晦一明”即“月盈而匡”，指月之圆缺的互转。此三者是人们对天道运行规律最直接的观察。
王道政治转向霸道政治
战国时期政治思想的发展与宗法血缘制度的解体有关。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在政治上体现为严格的根据宗法系统中大宗小宗之隶属关系确立的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要求奉行周礼制度，周礼遂成为君主处理政治事务的准则，周公制礼作乐的意义即在此。可以说，在政治层面形成的一套由天子、诸侯、士大夫和庶人工商组成的宗法等级制度，是西周以来政治实践的基础，周代“以德配天”的神权政治体系即从中产生。至战国时期，这种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基本被打破，此与当时思想界神权被打破、自然观思想的兴起有关。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政治学说往往以一定的天道观为基础，有什么样的天道观，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学说。战国时期的自然天道观恢复了天的自然义，天不再具有人格神含义，君权神授的理论依据丧失，不能再利用天神的权威来论证世俗君主的合法性，彼时政治思想的发展也因此呈现出客观化、理性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君主权力的来源，以及君臣、君民关系等问题，就需要重新思考。帛书《易传》的政治思想即围绕此而展开。
帛书《易传》“要”篇提出“君道”概念，其所言“君者之事”落在了“观天地之变”的层面上，核心是《损》《益》之变，力求为君道寻找天地层面的依据。《二三子问》《缪和》《昭力》三篇分别对政治思想进行了具体阐述，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思想特征。《二三子问》篇提出“莅政”，延续了早期儒家的政治思想，重视德行修养层面，呈现出重人治而轻物治、主德治而薄法治的特点，故提倡重民、尊贤、柔远人等思想。而《缪和》《昭力》则对“君道”思想进行了贴合社会现实的详细解说，不再像《二三子问》篇那样一味强调君主的德行修养，而是转向君臣、君民关系的调和方面。《缪和》篇十分重视君主的谦德，同时也强调法度刑罚的重要性，力求维护良好的君臣关系。《昭力》篇则提出“卿大夫之义”和“国君之义”，重点是调整君臣关系，最终目的是防止权臣谋乱。可以说，帛书《易传》的政治思想带有浓厚的战国思想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君臣、君民关系的讨论，这些思考正是基于社会现实作出的客观、理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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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0-30 12:13
战国学术自有其特定的诸多因素，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理性思维的彰显。西周时期便已孕育出理性思维，周公制礼作乐，并发展出“天命有德”的思想，无疑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理性精神。至春秋战国时期，时人逐渐从鬼神信仰中脱离出来，理性思维愈发成熟，帛书《易传》不重占筮而重义理就是最好的体现。伴随着战国时代的秩序重建和道德重构，诸子逐渐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帛书《缪和》篇“凡天之道，一阴一阳”章，既有对自然天道的观察，又有对历史人物困达之转化的解释，充分体现了战国时人对自然、社会现象的理性思考。以易学为例，战国时期易学理性精神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的觉醒，战国易学不再讲占筮，而是注重德义，强调吉凶由人；二是阴阳五行学说发展成熟，并以之替代鬼神信仰，解释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三是随着天文学知识的发展，自然天道观兴起；四是政治思想由理想化的王道政治转向以现实为根据的霸道政治。
人的觉醒
人的觉醒，在易学上的表现是从求神问卦转变为吉凶由人。从出土的大量甲骨文可以发现，殷商时期，龟卜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流预测形式，凡有大事必龟卜，如战争、祭祀、求雨等事。周人以后，龟卜与占筮共同构成国家预测的方式。从春秋时期的穆姜以至孔子，占筮虽继续流行，但已显示出以德解《易》的趋向，相关筮例在《左传》《国语》中有很多。此可以称为“德占”，即不再完全依靠占卦来断定吉凶，而是更多考虑人的德行因素。《左传·襄公九年》记载，穆姜占筮得艮之随，史官认为要赶紧出奔，穆姜却认为虽然随卦卦辞是吉利的，但是只有具备“元亨利贞”四德的人才配享此吉兆，自己参与动乱，于德有失，即使占得此吉卦，也难逃惩罚。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不烦卜筮”的思想倾向，主张遇事应先以心志判断，而非求助卜筮。《左传·哀公十八年》记载，巴人伐楚，按例楚国应当卜帅，即由占卜决定谁帅军出战，但楚惠王说公孙宁向来“如志”，就由他帅师，不必卜问了。其中提到“圣人不烦卜筮”，应是当时普遍的思想认知。
春秋时期虽然逐渐开始注重人的德行，但仍需借助卜筮这个工具。至战国时期，则不再依靠卜筮，完全从人的德行方面出发判断吉凶。在战国时期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很少见到卜筮活动，《荀子》云：“善为《易》者不占”，正是对此趋势的反映。战国易学不再讲占筮，而是以德义为主，实现了以人为先。时人认为，趋吉避凶的关键不在神意而在仁义，孔子在《要》篇中明确提出“观其德义”，其云：“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这是最具理性精神的体现。
阴阳五行学说发展成熟
就目前所见战国时期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来看，鲜见卜筮之事，这表明卜筮在战国时期基本失去主流市场。那么，在卜筮基本退出国家政治生活舞台之后，统治者是用什么思想理论来代之解释宇宙世界与人类社会呢曰：阴阳五行学说。帛书《易传》喜言阴阳、四时、五行，不言卜筮，反映出时人已对占卜那一套建立于鬼神信仰之上的预测系统产生怀疑，不再将对世界的理解建立在卜筮之上，转而用阴阳五行观念构建出一套解释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系统模式。阴阳五行思想在根本上是对自然本原、性质的认识，其中阴阳是二律对转，五行是一种循环论，这一点在春秋战国之际已被凸显出来。
虽然阴阳概念起源很早，但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才演化为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概念，最关键的一步是与《易》的结合。《易传》中的“阴阳”彰显出其被抽象概括的全过程。在那里，“阴阳”逐渐成为天地之中一切对立相反事物的代名词，如昼夜、白黑、前后、左右、冷热、上下等，都可用阴阳的二元对立来解释，进而阴阳成为最根本的宇宙法则。“五行”说起源也很早，有诸多意义，《左传》称之为“五材”，即五种材质；《尚书·洪范》中有“金木水火土”五行；郭店简《五行》篇则称“仁义礼智圣”为五行。五行的起源应与先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有关，或仰观在天之日月星辰，或俯察在地之农业生产。战国时期，《管子·四时》《礼记·月令》中出现了五行相生的思想，并且开始与阴阳结合，至邹衍之时，彻底将阴阳五行贯通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解释宇宙世界的自然哲学体系。可以说，战国的思想世界，根本上是由阴阳与五行架构起来的，阴阳五行说作为一种人为建构之理论，彼时被普遍用来解释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至此，阴阳五行成为中国学术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范畴。
自然天道观兴起
战国时期学术主要有两类对象，一是人，二是自然，而理解天地自然是理解人的前提。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天命神学思想被消解后，代之而起的是自然天道观，天的自然义被凸显。不同于春秋时期“神本信仰”与“人本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战国时期对于“天”的自然主义解释越来越普遍，强调宇宙的整体感和秩序感，而这与当时天文学的发展有关。
我们所说的理性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天地缘起及人类起源问题进行思考，孔子晚年喜《易》，正是出于对这方面问题进行思考的需要。而《易传》对天地以及人类起源的看法，无疑最具有理性内涵，如《序卦》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又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此即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置于天地起源之后，先有天地，然后才有人类社会之男女、夫妇、夫子、君臣、礼义等。另外，据传八卦来源于伏羲对天地的俯仰观察，《系辞上》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见，《周易》之起源得益于圣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模拟，这反映了战国时期普遍的思想状况。
其他先秦典籍中也多有关于天道的自然主义理解，如《左传》庄公四年“盈而荡，天之道也”，《左传》哀公十一年“盈必毁，天之道也”，《国语·越语下》记载“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又云“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对天道运行的客观规律作出了比较完整的概括。这种天道观与帛书《缪和》的天道观比较接近。《缪和》篇云“凡天之道，一阴一阳，一短一长，一晦一明”，体现的是对阴阳、日月、昼夜转化规律的观察。“一阴一阳”即“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强调阴阳之间的互转；“一短一长”即“日困而还”，意为昼夜之间的互转；“一晦一明”即“月盈而匡”，指月之圆缺的互转。此三者是人们对天道运行规律最直接的观察。
王道政治转向霸道政治
战国时期政治思想的发展与宗法血缘制度的解体有关。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在政治上体现为严格的根据宗法系统中大宗小宗之隶属关系确立的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要求奉行周礼制度，周礼遂成为君主处理政治事务的准则，周公制礼作乐的意义即在此。可以说，在政治层面形成的一套由天子、诸侯、士大夫和庶人工商组成的宗法等级制度，是西周以来政治实践的基础，周代“以德配天”的神权政治体系即从中产生。至战国时期，这种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基本被打破，此与当时思想界神权被打破、自然观思想的兴起有关。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政治学说往往以一定的天道观为基础，有什么样的天道观，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学说。战国时期的自然天道观恢复了天的自然义，天不再具有人格神含义，君权神授的理论依据丧失，不能再利用天神的权威来论证世俗君主的合法性，彼时政治思想的发展也因此呈现出客观化、理性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君主权力的来源，以及君臣、君民关系等问题，就需要重新思考。帛书《易传》的政治思想即围绕此而展开。
帛书《易传》“要”篇提出“君道”概念，其所言“君者之事”落在了“观天地之变”的层面上，核心是《损》《益》之变，力求为君道寻找天地层面的依据。《二三子问》《缪和》《昭力》三篇分别对政治思想进行了具体阐述，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思想特征。《二三子问》篇提出“莅政”，延续了早期儒家的政治思想，重视德行修养层面，呈现出重人治而轻物治、主德治而薄法治的特点，故提倡重民、尊贤、柔远人等思想。而《缪和》《昭力》则对“君道”思想进行了贴合社会现实的详细解说，不再像《二三子问》篇那样一味强调君主的德行修养，而是转向君臣、君民关系的调和方面。《缪和》篇十分重视君主的谦德，同时也强调法度刑罚的重要性，力求维护良好的君臣关系。《昭力》篇则提出“卿大夫之义”和“国君之义”，重点是调整君臣关系，最终目的是防止权臣谋乱。可以说，帛书《易传》的政治思想带有浓厚的战国思想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君臣、君民关系的讨论，这些思考正是基于社会现实作出的客观、理性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