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理论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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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0-23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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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02 11:38
《佃农理论》的诞生与演进
《佃农理论》是我学生时代的作品，始于1966年五月，于1967年四月完成。当时我在加州长堤大学工作，每周需教授12门课程，同时还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举办个人摄影展，实际用于研究的时间不足六个月。1966年秋天，我有三个月无法专心，饮食无味。1967年九月，我来到芝加哥大学，发现该大学图书馆有关于中国农业的丰富资料，于是增补了一章。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69年将此书精装出版。
《佃农理论》有两个特色。其一，历经三十年依然受人引用，每年约二十次，被认为是今日合约理论的源头之一。其二，作为一部"名著"，其销量却创下世界纪录。出版社在1969年印制了一千本，各地大学图书馆自动购买了五百本，我本人以及学生、朋友等购买了约三百本。25年后，出版社决定将版权归还给我时，仍有剩余的三十多本送予我。可以这样说，真正在市场上销售的，不到25年仅有200本左右。
回顾《佃农理论》的往事，我重新整理思路，旨在为后来者提供一些了解本书背景与历史的信息。
寻觅研究课题的历程
1959年我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1961年获得学士学位，1962年获得硕士学位，1963年春季完成博士学位考试。然而，这势如破竹的进度在博士考试后却遭遇阻碍，整整三年找不到满意的论文题目。
在两年内，我更换了四个研究主题，最后都放弃了。有些失败是因为理论上的难题无法解决（如风险的度量），或者资料不足（如林业的定价），又或是语言不通（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或主题过于庞大（如香港的租务管制）。这些受挫经历使我感到沮丧，但它们对我的学术生涯有着深远影响。这不仅使我成为四个主题的准专家，更重要的是，我在搜集资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1965年8月，我心灰意冷，决定放弃学术，利用业余时间在公园里静坐进行摄影创作。六个月后，我卷土重来，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些关于台湾农业的资料。当时台湾1949年的土地改革将地主与农民的分成比例规定为不超过农产品的37.5%，这在经济学家中难以置信，但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农业产量却迅速增长。我怀疑这可能是台湾政府为了宣传国民党的优势而进行的数字游戏。然而，经过多方调查，我确认了产量增长数据的可信度。政府管制下，生产为何能够上升呢？
建立理论基础
为了解释这一奇特现象，我首先构建了一个未受管制的租田理论，即分成租田理论，这就是所谓的"佃农理论"。我没有参考相关理论资料，仅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理论构建。我将分成的百分比管制加入理论中，在逻辑上，生产量竟然会增加。这一结论看似不合常理，但经过反复检查理论的每一步，我没有发现任何错误。
在长堤大学，我和同事Eldon Dvorak共享同一办公室。我邀请他坐下，详细解释了我的理论结构。他非常专注，提出了许多问题，我都一一解答。几个小时后，他惊讶地说："你的理论会引起地震！"对我来说，理论的"创立"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没有新意。我仅基于三个基本原则进行推理。第一，我是艾智仁的弟子，对产权对行为的重要性有深刻理解。土地是地主的私产，劳力是农民的私产，因此从私产的限制入手。第二，分成租田是合约，与任何合约一样，其条件由双方商定。第三，农民之间要竞争，地主之间也要竞争，因此分成的百分比是在私产与竞争这两种限制下决定的。我对这三个理论基础坚信不疑，任何稍有分歧的推论都不考虑。因此，在佃农制度下，农民与地主的投资、农户租用土地的大小、耕种劳力的多少，以及地主与农民分成的百分比，都由上述三个理论基础决定。另一方面，这些决定的项目构成了佃农合约的条件。
有了《佃农理论》后，我很容易理解，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与固定租金、雇用农民、自耕自种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因为竞争的限制条件大致相同。
然而，既然资源的运用与收入的分配大致相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呢？这是一个简单但无法回避的问题，后来激发了合约经济研究的热潮。
在《佃农理论》的基础上，我加入了台湾土地改革对地主分成比例的限制，仅几分钟就解决了问题。因为这一限制是在原有的分成基础上，农民的收入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因此在竞争下他们必须增加劳力，使地主在较低的分成率中因生产增加而获得一定程度的补偿。这样，农产品就上升了。
我反复思考，确信没有错处，于是撰写了一篇十一页的论文，题为《佃农理论——引证于台湾的土地改革》，寄给加州大学作为博士论文的大纲。论文的第一页预告了六个结论。
